[肩挑抗战煤炭与石油重任的孙越崎]孙越崎和江的关系
一中国当代工矿业的泰斗，中国当代煤炭工业、石油工业的一代宗师，抗战时期就驰名中外的“煤炭与石油大王”孙越崎，1893年出生在浙江绍兴，原名孙毓麒，为什么改名呢?原来，他青年时代受业于复旦公学。时逢袁世凯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举国忧愤，定“五九”为国耻日，以志不忘国仇。孙毓麒鉴于有亡国之忧，前途崎岖，因改名越崎，务使中国越过崎岖而达康庄。
他决心走实业救国之路，在复旦公学毕业后，考入天津北洋大学矿冶科，立志为开采祖国地下宝藏献身。不料，在五四运动期间，他作为北洋大学学生会会长，满怀爱国激情，积极参与发动组织天津学生罢课游行，直接同直隶省长曹锐进行面对面的斗争，被校方开除学籍。后幸得蔡元培的帮助，转入北京大学矿冶系。
北大毕业，孙越崎便开始了开创发展中国现代化能源工业的历程。1924年应聘到吉林省创办穆棱煤矿，任矿务工程师，一千六年，其规模在北满首届一指。当时，北京地质调查所长翁文灏到矿调查，见到这位年轻有为的工程师，十分赞赏，回所后致电孙越崎，推荐他为河北井陉煤矿总工程师。孙因要出国深造，未能答应。
孙越崎于1929年秋去美国斯坦福大学矿科研究生院学习。他去深造不是为了取得硕士、博士学位，而是要学得本事回国办矿。所以，他选学的课程都是自己在实践中感到不足的科目。毕业后又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学习半年，目的是去参观美国东部煤矿的生产建设过程。回国前又到英、法、德各国参观学习了各种类型的大小煤矿，历时半年，于1932年秋经苏联回国。
当时他的家住在日寇铁蹄蹂躏下的哈尔滨，去国三年，回来却忽然成了亡国奴。他悲愤难抑，在家住了不到20天，就离家乘车搭船到了北平。
这年底经翁文灏介绍，孙越崎参加了在南京建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即后来的资源委员会，担任陕北石油探勘处处长。由上海定购钻机二台，转辗运往陕北延长、延川一带，勘探石油矿。发现石油不多，没有工业开采价值，又应翁文灏之邀，去河南焦作担任中福煤矿总工程师。中福煤矿公司是由中国人办的中原煤矿公司和英国人办的福公司联合组成，董事长翁文灏。当时“中福”面临倒闭。他去后不几年光景，便起死回生，迅速好转。接着他继任总经理，产销两旺，年产量高达上百万吨。打开了焦作无烟煤在华北、华中一带的市场。
可是，好景不长，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入侵我华北，河南告急，中福煤矿眼看即将落到日寇之手，上上下下，人心惶惶。孙越崎果断决定，煤矿的各种设备绝不能留给敌人，全部拆迁到后方。
当时有些原中原煤矿公司的董事表示反对说：“这是我们河南的财产，不能迁走!”孙越崎对他们分析了三点：一是不拆不迁，则敌人可用而我国不能用；二是完全破坏，则敌我都不能用；三是拆下运走，另在后方找矿区，则敌人不能用而我国可以用。说明拆走的器材产权仍归他们，在后方采矿所得利润也归他们。这一部分人被说服了，原来英国福公司的代表又反对拆，说他们英国与日本是友邦，日本人来了不会损害他们的权益。孙越崎说：“日本是英国的友邦，但它是我们中国的敌人，我们不能允许敌人利用这些设备来反对我们，一定要拆!”最后英方代表请示伦敦董事会，也同意了拆迁。
于是，孙越崎亲自组织指挥全矿员工，将地面及井下的主要机器设备和材料，冒着敌机轰炸扫射的危险，装车托运到汉口……
二
重庆北边的天府煤矿，是卢作孚从事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组建的第一个大型企业。因四川素有“天府之国”之称，故取名天府。1933年四川第一条铁路北川铁路白庙子至土地垭段建成后，北川铁路公司董事长卢作孚，又进一步促成铁路沿线各煤矿同业合作，实行大规模开采，以求产运相济。经与麻柳湾公和煤厂、芦梯沟天泰煤厂、枧槽沟同兴煤厂、后峰岩和泰煤厂、老龙洞福和煤厂、石笋沟又新煤厂等六个煤厂达成协议，以各煤厂资产为股份，邀集民生实业公司与北川铁路公司投资，组建成天府煤矿股份有限公司，于是年6月24日宣告成立，董事长卢作孚。
天府煤矿成立后，在原六煤厂的基础上，着手进行了一些生产经营改革，局部推行以包工制代替租客制，全面调整了矿井部署，改进了材料供应和坑木储备，因而使企业面貌出现了一些新的生机。但由于矿井的根本问题――落后的手工业生产方式未得到解决，销售不景气的现象未根本好转，原煤产量增长甚微。前六煤厂的年产量已达9．7万吨，建矿后五年平均年产量才10万吨。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936年秋，卢作孚派天府煤矿经理黄云龙，带领一班人马外出取经，走访了湖南中兴煤矿、安徽淮南煤矿、河南焦作中福煤矿等大煤矿，参观学习，历时五个多月，回矿后提出“非具有现代化设备采掘机器生产不可”的改革意见。但矿上产量少，材料消耗大，事故多，资金缺乏，现状都难以维持，要购置现代化采掘机械设备，谈何容易?卢作孚一直在为这件事发愁。
抗战伊始，卢作孚出任国民政府交通部常务次长，坐镇武汉，抢运战备物资。当时有大批厂矿内迁，卢作孚便与驻汉口主持内迁工作的经济部部长翁文灏洽谈，希望有内迁煤矿能与天府合作，加强后方煤矿生产，以利抗战建国。此举正合翁意，翁也极力在为中福煤矿找出路，便派孙越崎同卢作孚商谈。
1938年2月，孙越崎正在为这5000吨煤矿生产资料和数以百计的技术人员的出路犯愁，忽然应邀到翁文灏寓所，会见了卢作孚。两人见面，开诚布公。卢作孚说：“国难当头，大量的厂矿迁入四川。内迁工厂和川江轮船运输，煤炭奇缺。希望中福煤矿能与天府煤矿合作，加强后方煤炭生产，以利支援抗战。”
经过初步洽谈，孙越崎即专程赴渝，到天府进行实地考察，对煤炭资源、煤质及运输条件等作了全面了解，甚感满意。孙越崎回汉口后，答复卢作孚，认为天府很有发展前途，表示愿意为改建、扩建天府煤矿出力。于是，两人达成中福与天府合作的协议。孙越崎将中福拆除之矿山物资，交卢作孚运往天府。由中福、天府煤矿和北川铁路三企业合股组成新公司，将“天府煤矿股份有限公司”改为“天府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易“煤矿”为“矿业”，以示新旧天府之别。
三
1938年初夏，孙越崎将中福公司迁至北碚金刚碑，从中遴选了一批精干的员工，参与天府煤矿工作。新的天府煤矿于5月1日宣告成立，会上通过组织章程，选举了董事会和监察。推选卢作孚为董事长。由卢董事长提出并经董事会通过，聘请孙越崎任总经理，全权总理生产、行政内外一切事务，聘请原天府公司经理黄云龙为协理，相助总经理工作。孙越崎就任天府矿业公司总经理后，明确提出首要任务是实现机械化生产，增加煤炭产量，实行自产、自运、自销。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有一套先进的管理机构和科学的管理制度。所以，他一到职就着手机构改革，实行公司、矿、厂三级管理，矿实行自主生产的矿长负责制。总经理只设一个秘书室，矿长在总经理领导下统率各部门，总揽矿山人、财、物等大权。矿部设置相应的管理机构，协助矿长管理下属生产厂。矿长既是生产的组织指挥者，又是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从而形成了一个既集中统一，又指挥灵活的管理系统。有了先进、完整、统一的管理机构，还必须有一批精明强干的人去执行，关键又在于有一个好矿长。孙越崎选聘的第一任矿长是张莘夫。
张莘夫，东北吉林省人，青年时随父到北京，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同毛泽东共过事，并一起参加了“五四”运动。后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获地质博士学位。1929年回国受聘到吉林省穆棱煤矿，任矿长兼总工程师。“九一八”事变后，不甘当亡国奴，携妻带子奔赴关内，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先后担任过山西大学校长、中央政府实业部长、中央政府经济总署副主任、河南中福公司李河煤矿矿长等职。
这次中福煤矿拆迁时，他受孙越崎指派，不顾个人安危，两次率员工前往焦作抢运机料。特别是第二次赴焦作时，敌人已渡漳河，围攻卫辉，时局十分危险。他冒着敌机轰炸，再次渡过黄河，奔赴现场亲自指挥员工拆运机料，终于在黄河大桥炸毁之前，运走了最后一列车，两次共抢运出矿山设备3000余吨。
孙越崎选中他作天府第一任矿长，是再好不过了。他上任后，改进劳动管理制度，改“租客制”为“包工制”，直接由矿部发包采、掘生产任务；并在矿下设厂，以大专采矿毕业生中具有实际经验的人员担任厂长，负责组织指挥生产。厂长之下设煤师(工程师)若干人，分班负责生产技术管理。井下日常的具体生产管理和现场技术指导工作，则分由领区、领班、领号和包工等负责，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产组织和管理系统。
张莘夫担任矿长一年多，他一面着手兴建第一发电厂，一面将运来的机械动力设备投入煤质较优、位居中心的后峰岩煤厂进行安装，历时一年告竣，使天府矿井在提升、排水、通风等环节开始使用电动绞车、排水泵、主风扇等机械设备。从而大大地改善了工人劳动条件，提高了生产效率，为后来天府在抗战期间的生产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张莘夫于1939年9月离开天府煤矿，抗战胜利后奉命赴东北接管厂矿，不幸被匪徒杀害。毛泽东闻讯，甚为惋惜地说：像张莘夫这样的中国地质专家，世界上才有两个半，张莘夫就是其中之一个。
孙越崎起用的第二任矿长程宗阳，亦是留美学生，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回国后曾先后担任中原煤矿工程科长、淮南矿务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资源委员会钨矿工程处主任、松潘金矿办事处主任等职。他接替张莘夫，在天府担任矿长六年，克服各种困难，全面完成了对矿井的改造和对矿山的建设，挖掘旧矿潜力，努力增加生产，使天府原煤产量由原来的年产10万余吨提高到40余万吨，为缓解陪都的煤荒，支援抗战，作出了积极贡献。
孙越崎在天府煤矿。不仅使用和培养了大批管理人才与工程技术人员，还一改过去的常规，建立了一支专业矿工队伍。原来天府煤矿和其它煤矿一样，实行“租客制”，公司将煤窑出租，承租人招募附近农村人口下井采煤。这样，每年“九月九”农闲开始时，农民便大量涌进矿来；翌年“三月三”农忙开始后，又陆续返乡，造成生产不稳定。天府矿业公司成立后，派遣了不少人员远赴河南焦作、湖南湘潭两个机械采煤老基地，招雇大批技术工人来矿，加上从沦陷区自行来矿就业的矿工，形成了一支有4000人的专业化技工队伍。加上从四川邻水、岳池、大足、射洪等地招来的3800名普通工，合组成一支庞大的采煤大军，常年不断，保证了煤矿的开拓前进。
四
由于天府煤矿系由六个古老的小煤厂组成，基础较差，技术落后，实际上比新建还困难。为了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许多基本建设工程都得从头作起。孙越崎对六个煤厂矿井重新进行了部署调整，首先关闭了发展前途不大的麻柳湾、芦梯沟两个煤厂。决定重点改建峰厂、龙厂、枧厂，而又把峰厂定为重中之重，率先动工进行建设。
第一期工程于1938年6月开始，本着“边建设边生产”的原则，将中福投入的机械设备，大部分先行安装在峰厂投入使用。孙越崎亲临现场指挥部署，调集大部分技术骨干，投入工程，全面开展，齐头并进。在后峰岩破土建立发电厂，在井下改造通风、排水、提升、运输和采煤工程。煤炭开采由浅部向深部发展，同时由原来采上山煤转向采下山煤，对通风进行了一系列的技术装备和改造，对井下排水设施、方法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进……
工程进行四个月，于当年10月天府第一电厂建成发电，井下和地面均装上了电灯，各种机器设备开始转动。
工程进展很快，但非常艰苦，完全是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用血汗在地球深处同大自然拼搏。1939年5月9日，在100米井底的水仓旁安装水泵时，不慎碰撞电缆起火，引起瓦斯爆炸，技术员孙秉渊等45人不幸遇难。为了纪念这批为天府建设献身的罹难者，公司决定以孙秉渊命名，将峰厂平洞命名为“秉渊平洞”，孙越崎亲笔题写“秉渊平洞”四个大字，刻石嵌于洞口之上。
工程进展虽快，但工作量太大，生产裹足不前。一些人看到井口运出的石渣多、煤炭少，说什么：“天府在开石头矿，不是开煤矿。”许多股东也啧有烦言，认为投入那么多的钱，铺这么大个摊子，只见石头不见煤，算什么煤矿?实在划不来，照这样下去，今后怎么得了
卢作孚听到这些闲言闲语，专程到矿考察。孙越崎陪他参观了施工现场，全面介绍了工程进展。卢作孚一看便知这是工程前期必须的“披荆斩棘”，不是盲目施工。他力排众议．对心存疑虑的股东们说；“这不是开石头矿，而是准备开大煤矿，不久就要大量出煤了，请大家不要听信流言蜚语，妨碍工作。”
经过卢作孚亲自考察的结果，解除了那些股东的疑虑，统一了股东们认识，使工程得以顺利进行。接着在峰厂的井口，又筑路铺轨，直接与北川铁路车站衔接。至此，峰厂的主要建设工程和机械动力设备的安装宣告竣工。与此同时，又在枧厂、龙厂、笋厂进行各项建设，并建成天府第二电厂、机修厂、造船厂，改进各煤矿地面运输。
经过第一期改建工程后，天府煤矿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生产，成为当时大后方唯一新型大煤矿。生产直线上升，原煤产量由战前1937年的9．3万吨，提高到1945年的45．1万吨，增长了近4倍。占重庆全部销售煤量也由13％增至50％以上。盈利连年增长，利润不断上升。
五
天府煤矿第二期建设工程，主要是解决运输上的新问题。机械化生产后，煤产量猛增，需及时外运，以济各方需要。孙越崎通过经济部工矿调整处，向四联总处提出“增产增运工程计划书”，请求给予长期低息贷款法币2000万元，经四联总处核准贷给1500万元，由交通银行办理承贷；经孙越崎多方奔走。得到各方面的大力支持。1942年完成对北川铁路的改造。又利用嘉陵江开展水上运输，在北碚河家嘴建造船厂一个，自造木船156艘，加上租用木船，共有280余艘，总载运量2万多吨。建成两个发电厂，发电能力1725千瓦。建有洗炼焦场一座，月产焦炭100吨，场中建有蜂窝炉一座，为当时我国大后方蜂窝式炼焦炉之鼻祖。
最值得一提的是，天府机修厂员工，在缺乏火车头严重影响运输的时候，自力更生，创全国先例，为我国制造出了第一部火车头。1943年10月9日《新华日报》报道；
“天府煤矿铁路，原有机车五部，日夜不停对开，远不及预定运输量。该矿为提高煤炭运输量起见，由该矿机车制造厂王工程师设计督工，自造机车三部。第一部原预计在十月中旬完成，现提前在本月七日全部完工，经试车结果，成绩很好，即行正式驶用。第二、第三两部，将相继次第完成。按战后以国产原料，自行制造铁路机车，该矿尚属首次。”
这第一部火车头定名为“21号”，其余两部亦相继投入使用。经济部部长翁文灏，对此给予高度评价，称之为开创了中国机械制造业之先猷。
天府煤矿建设成功，是孙越崎同卢作孚真诚合作结出的硕果。卢作孚为中福公司提供了新的基地；孙越崎为天府公司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们紧密合作，互相尊重，相互支持，共同为事业、为抗战，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天府煤矿建成时，矿部修建了一幢办公大楼，孙越崎挥毫写了“作孚楼”三字．高悬楼顶，以他的说法，是表彰卢作孚对天府、对抗战劳苦功高，其实孙越崎的功劳也有目共睹，有口皆碑。
六
孙越崎率领中福公司内迁重庆，除了合办天府煤矿外，还在四川与民生公司等合办了嘉阳、威远、石燕等煤矿公司，作为天府煤矿的兄弟矿，都由他本人兼任总经理。
1940年，我国沿海港口被封锁，长期依赖外国的油源断绝。翁文灏决定开发玉门石油，成立了甘肃油矿局，任命孙越崎为总经理。
当时钻机缺乏，经翁文灏商得周恩来同意，将原存陕北的两台钻机调至玉门进行钻探。同时向美国订购了旋式钻机10台及全套裂化炼油设备。由于越南海防也被日军占领，只得用大批卡车改由仰光经滇缅路运到重庆，再转西北玉门油矿，运输线路长达25000多公里。后来仰光也沦陷，炼油设备未全运到。10台钻机只运到一部分，只能拼成三套半。所需各种机器设备，只得在重庆300多家迁川工厂定制。
甘肃油矿总局设重庆，距玉门油矿老君庙矿场2500多公里。孙越崎每年夏秋两季在老君庙矿场督促生产建设，冬春季在重庆经营天府和嘉阳、威远、石燕4个煤矿。
1941年重庆发生大煤荒，3月21日，孙越崎致天府煤矿长程宗阳的信中说：“翁部长对此屡次询问，对弟不能增加生产，影响重庆煤市，甚为不满，请兄严行督率。上星期最高当局条谕增加煤炭平定市场……”同月另一函谓：“翁部长手谕，重庆一带需煤甚殷，天府应速设法增加生产。翁部长除面谕再以文字谕弟，盖因重庆煤荒闹得天翻地覆，中常会及最高当局均极震怒……希加速生产……
天府日夜开工，加紧生产，煤炭源源运济市场，很快缓解了煤荒。1942年玉门油矿年产汽油180万加仑及其它煤油、柴油等油料，供应西北军用交通和重庆工业民用等需要。这年日军曾企图强渡风陵渡，入侵陕西。由于我们有玉门油矿的汽油，将苏联供应的大炮从新疆赶运到前线，打破了敌军侵陕的企图。
孙越崎在抗战的紧要关头，一肩担负经营甘肃油矿和天府等四个煤矿的重任，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硕果累累，业绩辉煌。当年中国工程师学会见其成绩突出，授予他一枚金质奖章，人们都称颂他为大后方的“煤炭与石油大王”
责任编辑何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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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决心走实业救国之路，在复旦公学毕业后，考入天津北洋大学矿冶科，立志为开采祖国地下宝藏献身。不料，在五四运动期间，他作为北洋大学学生会会长，满怀爱国激情，积极参与发动组织天津学生罢课游行，直接同直隶省长曹锐进行面对面的斗争，被校方开除学籍。后幸得蔡元培的帮助，转入北京大学矿冶系。
北大毕业，孙越崎便开始了开创发展中国现代化能源工业的历程。1924年应聘到吉林省创办穆棱煤矿，任矿务工程师，一千六年，其规模在北满首届一指。当时，北京地质调查所长翁文灏到矿调查，见到这位年轻有为的工程师，十分赞赏，回所后致电孙越崎，推荐他为河北井陉煤矿总工程师。孙因要出国深造，未能答应。
孙越崎于1929年秋去美国斯坦福大学矿科研究生院学习。他去深造不是为了取得硕士、博士学位，而是要学得本事回国办矿。所以，他选学的课程都是自己在实践中感到不足的科目。毕业后又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学习半年，目的是去参观美国东部煤矿的生产建设过程。回国前又到英、法、德各国参观学习了各种类型的大小煤矿，历时半年，于1932年秋经苏联回国。
当时他的家住在日寇铁蹄蹂躏下的哈尔滨，去国三年，回来却忽然成了亡国奴。他悲愤难抑，在家住了不到20天，就离家乘车搭船到了北平。
这年底经翁文灏介绍，孙越崎参加了在南京建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即后来的资源委员会，担任陕北石油探勘处处长。由上海定购钻机二台，转辗运往陕北延长、延川一带，勘探石油矿。发现石油不多，没有工业开采价值，又应翁文灏之邀，去河南焦作担任中福煤矿总工程师。中福煤矿公司是由中国人办的中原煤矿公司和英国人办的福公司联合组成，董事长翁文灏。当时“中福”面临倒闭。他去后不几年光景，便起死回生，迅速好转。接着他继任总经理，产销两旺，年产量高达上百万吨。打开了焦作无烟煤在华北、华中一带的市场。
可是，好景不长，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入侵我华北，河南告急，中福煤矿眼看即将落到日寇之手，上上下下，人心惶惶。孙越崎果断决定，煤矿的各种设备绝不能留给敌人，全部拆迁到后方。
当时有些原中原煤矿公司的董事表示反对说：“这是我们河南的财产，不能迁走!”孙越崎对他们分析了三点：一是不拆不迁，则敌人可用而我国不能用；二是完全破坏，则敌我都不能用；三是拆下运走，另在后方找矿区，则敌人不能用而我国可以用。说明拆走的器材产权仍归他们，在后方采矿所得利润也归他们。这一部分人被说服了，原来英国福公司的代表又反对拆，说他们英国与日本是友邦，日本人来了不会损害他们的权益。孙越崎说：“日本是英国的友邦，但它是我们中国的敌人，我们不能允许敌人利用这些设备来反对我们，一定要拆!”最后英方代表请示伦敦董事会，也同意了拆迁。
于是，孙越崎亲自组织指挥全矿员工，将地面及井下的主要机器设备和材料，冒着敌机轰炸扫射的危险，装车托运到汉口……
二
重庆北边的天府煤矿，是卢作孚从事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组建的第一个大型企业。因四川素有“天府之国”之称，故取名天府。1933年四川第一条铁路北川铁路白庙子至土地垭段建成后，北川铁路公司董事长卢作孚，又进一步促成铁路沿线各煤矿同业合作，实行大规模开采，以求产运相济。经与麻柳湾公和煤厂、芦梯沟天泰煤厂、枧槽沟同兴煤厂、后峰岩和泰煤厂、老龙洞福和煤厂、石笋沟又新煤厂等六个煤厂达成协议，以各煤厂资产为股份，邀集民生实业公司与北川铁路公司投资，组建成天府煤矿股份有限公司，于是年6月24日宣告成立，董事长卢作孚。
天府煤矿成立后，在原六煤厂的基础上，着手进行了一些生产经营改革，局部推行以包工制代替租客制，全面调整了矿井部署，改进了材料供应和坑木储备，因而使企业面貌出现了一些新的生机。但由于矿井的根本问题――落后的手工业生产方式未得到解决，销售不景气的现象未根本好转，原煤产量增长甚微。前六煤厂的年产量已达9．7万吨，建矿后五年平均年产量才10万吨。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936年秋，卢作孚派天府煤矿经理黄云龙，带领一班人马外出取经，走访了湖南中兴煤矿、安徽淮南煤矿、河南焦作中福煤矿等大煤矿，参观学习，历时五个多月，回矿后提出“非具有现代化设备采掘机器生产不可”的改革意见。但矿上产量少，材料消耗大，事故多，资金缺乏，现状都难以维持，要购置现代化采掘机械设备，谈何容易?卢作孚一直在为这件事发愁。
抗战伊始，卢作孚出任国民政府交通部常务次长，坐镇武汉，抢运战备物资。当时有大批厂矿内迁，卢作孚便与驻汉口主持内迁工作的经济部部长翁文灏洽谈，希望有内迁煤矿能与天府合作，加强后方煤矿生产，以利抗战建国。此举正合翁意，翁也极力在为中福煤矿找出路，便派孙越崎同卢作孚商谈。
1938年2月，孙越崎正在为这5000吨煤矿生产资料和数以百计的技术人员的出路犯愁，忽然应邀到翁文灏寓所，会见了卢作孚。两人见面，开诚布公。卢作孚说：“国难当头，大量的厂矿迁入四川。内迁工厂和川江轮船运输，煤炭奇缺。希望中福煤矿能与天府煤矿合作，加强后方煤炭生产，以利支援抗战。”
经过初步洽谈，孙越崎即专程赴渝，到天府进行实地考察，对煤炭资源、煤质及运输条件等作了全面了解，甚感满意。孙越崎回汉口后，答复卢作孚，认为天府很有发展前途，表示愿意为改建、扩建天府煤矿出力。于是，两人达成中福与天府合作的协议。孙越崎将中福拆除之矿山物资，交卢作孚运往天府。由中福、天府煤矿和北川铁路三企业合股组成新公司，将“天府煤矿股份有限公司”改为“天府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易“煤矿”为“矿业”，以示新旧天府之别。
三
1938年初夏，孙越崎将中福公司迁至北碚金刚碑，从中遴选了一批精干的员工，参与天府煤矿工作。新的天府煤矿于5月1日宣告成立，会上通过组织章程，选举了董事会和监察。推选卢作孚为董事长。由卢董事长提出并经董事会通过，聘请孙越崎任总经理，全权总理生产、行政内外一切事务，聘请原天府公司经理黄云龙为协理，相助总经理工作。孙越崎就任天府矿业公司总经理后，明确提出首要任务是实现机械化生产，增加煤炭产量，实行自产、自运、自销。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有一套先进的管理机构和科学的管理制度。所以，他一到职就着手机构改革，实行公司、矿、厂三级管理，矿实行自主生产的矿长负责制。总经理只设一个秘书室，矿长在总经理领导下统率各部门，总揽矿山人、财、物等大权。矿部设置相应的管理机构，协助矿长管理下属生产厂。矿长既是生产的组织指挥者，又是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从而形成了一个既集中统一，又指挥灵活的管理系统。有了先进、完整、统一的管理机构，还必须有一批精明强干的人去执行，关键又在于有一个好矿长。孙越崎选聘的第一任矿长是张莘夫。
张莘夫，东北吉林省人，青年时随父到北京，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同毛泽东共过事，并一起参加了“五四”运动。后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获地质博士学位。1929年回国受聘到吉林省穆棱煤矿，任矿长兼总工程师。“九一八”事变后，不甘当亡国奴，携妻带子奔赴关内，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先后担任过山西大学校长、中央政府实业部长、中央政府经济总署副主任、河南中福公司李河煤矿矿长等职。
这次中福煤矿拆迁时，他受孙越崎指派，不顾个人安危，两次率员工前往焦作抢运机料。特别是第二次赴焦作时，敌人已渡漳河，围攻卫辉，时局十分危险。他冒着敌机轰炸，再次渡过黄河，奔赴现场亲自指挥员工拆运机料，终于在黄河大桥炸毁之前，运走了最后一列车，两次共抢运出矿山设备3000余吨。
孙越崎选中他作天府第一任矿长，是再好不过了。他上任后，改进劳动管理制度，改“租客制”为“包工制”，直接由矿部发包采、掘生产任务；并在矿下设厂，以大专采矿毕业生中具有实际经验的人员担任厂长，负责组织指挥生产。厂长之下设煤师(工程师)若干人，分班负责生产技术管理。井下日常的具体生产管理和现场技术指导工作，则分由领区、领班、领号和包工等负责，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产组织和管理系统。
张莘夫担任矿长一年多，他一面着手兴建第一发电厂，一面将运来的机械动力设备投入煤质较优、位居中心的后峰岩煤厂进行安装，历时一年告竣，使天府矿井在提升、排水、通风等环节开始使用电动绞车、排水泵、主风扇等机械设备。从而大大地改善了工人劳动条件，提高了生产效率，为后来天府在抗战期间的生产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张莘夫于1939年9月离开天府煤矿，抗战胜利后奉命赴东北接管厂矿，不幸被匪徒杀害。毛泽东闻讯，甚为惋惜地说：像张莘夫这样的中国地质专家，世界上才有两个半，张莘夫就是其中之一个。
孙越崎起用的第二任矿长程宗阳，亦是留美学生，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回国后曾先后担任中原煤矿工程科长、淮南矿务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资源委员会钨矿工程处主任、松潘金矿办事处主任等职。他接替张莘夫，在天府担任矿长六年，克服各种困难，全面完成了对矿井的改造和对矿山的建设，挖掘旧矿潜力，努力增加生产，使天府原煤产量由原来的年产10万余吨提高到40余万吨，为缓解陪都的煤荒，支援抗战，作出了积极贡献。
孙越崎在天府煤矿。不仅使用和培养了大批管理人才与工程技术人员，还一改过去的常规，建立了一支专业矿工队伍。原来天府煤矿和其它煤矿一样，实行“租客制”，公司将煤窑出租，承租人招募附近农村人口下井采煤。这样，每年“九月九”农闲开始时，农民便大量涌进矿来；翌年“三月三”农忙开始后，又陆续返乡，造成生产不稳定。天府矿业公司成立后，派遣了不少人员远赴河南焦作、湖南湘潭两个机械采煤老基地，招雇大批技术工人来矿，加上从沦陷区自行来矿就业的矿工，形成了一支有4000人的专业化技工队伍。加上从四川邻水、岳池、大足、射洪等地招来的3800名普通工，合组成一支庞大的采煤大军，常年不断，保证了煤矿的开拓前进。
四
由于天府煤矿系由六个古老的小煤厂组成，基础较差，技术落后，实际上比新建还困难。为了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许多基本建设工程都得从头作起。孙越崎对六个煤厂矿井重新进行了部署调整，首先关闭了发展前途不大的麻柳湾、芦梯沟两个煤厂。决定重点改建峰厂、龙厂、枧厂，而又把峰厂定为重中之重，率先动工进行建设。
第一期工程于1938年6月开始，本着“边建设边生产”的原则，将中福投入的机械设备，大部分先行安装在峰厂投入使用。孙越崎亲临现场指挥部署，调集大部分技术骨干，投入工程，全面开展，齐头并进。在后峰岩破土建立发电厂，在井下改造通风、排水、提升、运输和采煤工程。煤炭开采由浅部向深部发展，同时由原来采上山煤转向采下山煤，对通风进行了一系列的技术装备和改造，对井下排水设施、方法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进……
工程进行四个月，于当年10月天府第一电厂建成发电，井下和地面均装上了电灯，各种机器设备开始转动。
工程进展很快，但非常艰苦，完全是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用血汗在地球深处同大自然拼搏。1939年5月9日，在100米井底的水仓旁安装水泵时，不慎碰撞电缆起火，引起瓦斯爆炸，技术员孙秉渊等45人不幸遇难。为了纪念这批为天府建设献身的罹难者，公司决定以孙秉渊命名，将峰厂平洞命名为“秉渊平洞”，孙越崎亲笔题写“秉渊平洞”四个大字，刻石嵌于洞口之上。
工程进展虽快，但工作量太大，生产裹足不前。一些人看到井口运出的石渣多、煤炭少，说什么：“天府在开石头矿，不是开煤矿。”许多股东也啧有烦言，认为投入那么多的钱，铺这么大个摊子，只见石头不见煤，算什么煤矿?实在划不来，照这样下去，今后怎么得了
卢作孚听到这些闲言闲语，专程到矿考察。孙越崎陪他参观了施工现场，全面介绍了工程进展。卢作孚一看便知这是工程前期必须的“披荆斩棘”，不是盲目施工。他力排众议．对心存疑虑的股东们说；“这不是开石头矿，而是准备开大煤矿，不久就要大量出煤了，请大家不要听信流言蜚语，妨碍工作。”
经过卢作孚亲自考察的结果，解除了那些股东的疑虑，统一了股东们认识，使工程得以顺利进行。接着在峰厂的井口，又筑路铺轨，直接与北川铁路车站衔接。至此，峰厂的主要建设工程和机械动力设备的安装宣告竣工。与此同时，又在枧厂、龙厂、笋厂进行各项建设，并建成天府第二电厂、机修厂、造船厂，改进各煤矿地面运输。
经过第一期改建工程后，天府煤矿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生产，成为当时大后方唯一新型大煤矿。生产直线上升，原煤产量由战前1937年的9．3万吨，提高到1945年的45．1万吨，增长了近4倍。占重庆全部销售煤量也由13％增至50％以上。盈利连年增长，利润不断上升。
五
天府煤矿第二期建设工程，主要是解决运输上的新问题。机械化生产后，煤产量猛增，需及时外运，以济各方需要。孙越崎通过经济部工矿调整处，向四联总处提出“增产增运工程计划书”，请求给予长期低息贷款法币2000万元，经四联总处核准贷给1500万元，由交通银行办理承贷；经孙越崎多方奔走。得到各方面的大力支持。1942年完成对北川铁路的改造。又利用嘉陵江开展水上运输，在北碚河家嘴建造船厂一个，自造木船156艘，加上租用木船，共有280余艘，总载运量2万多吨。建成两个发电厂，发电能力1725千瓦。建有洗炼焦场一座，月产焦炭100吨，场中建有蜂窝炉一座，为当时我国大后方蜂窝式炼焦炉之鼻祖。
最值得一提的是，天府机修厂员工，在缺乏火车头严重影响运输的时候，自力更生，创全国先例，为我国制造出了第一部火车头。1943年10月9日《新华日报》报道；
“天府煤矿铁路，原有机车五部，日夜不停对开，远不及预定运输量。该矿为提高煤炭运输量起见，由该矿机车制造厂王工程师设计督工，自造机车三部。第一部原预计在十月中旬完成，现提前在本月七日全部完工，经试车结果，成绩很好，即行正式驶用。第二、第三两部，将相继次第完成。按战后以国产原料，自行制造铁路机车，该矿尚属首次。”
这第一部火车头定名为“21号”，其余两部亦相继投入使用。经济部部长翁文灏，对此给予高度评价，称之为开创了中国机械制造业之先猷。
天府煤矿建设成功，是孙越崎同卢作孚真诚合作结出的硕果。卢作孚为中福公司提供了新的基地；孙越崎为天府公司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们紧密合作，互相尊重，相互支持，共同为事业、为抗战，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天府煤矿建成时，矿部修建了一幢办公大楼，孙越崎挥毫写了“作孚楼”三字．高悬楼顶，以他的说法，是表彰卢作孚对天府、对抗战劳苦功高，其实孙越崎的功劳也有目共睹，有口皆碑。
六
孙越崎率领中福公司内迁重庆，除了合办天府煤矿外，还在四川与民生公司等合办了嘉阳、威远、石燕等煤矿公司，作为天府煤矿的兄弟矿，都由他本人兼任总经理。
1940年，我国沿海港口被封锁，长期依赖外国的油源断绝。翁文灏决定开发玉门石油，成立了甘肃油矿局，任命孙越崎为总经理。
当时钻机缺乏，经翁文灏商得周恩来同意，将原存陕北的两台钻机调至玉门进行钻探。同时向美国订购了旋式钻机10台及全套裂化炼油设备。由于越南海防也被日军占领，只得用大批卡车改由仰光经滇缅路运到重庆，再转西北玉门油矿，运输线路长达25000多公里。后来仰光也沦陷，炼油设备未全运到。10台钻机只运到一部分，只能拼成三套半。所需各种机器设备，只得在重庆300多家迁川工厂定制。
甘肃油矿总局设重庆，距玉门油矿老君庙矿场2500多公里。孙越崎每年夏秋两季在老君庙矿场督促生产建设，冬春季在重庆经营天府和嘉阳、威远、石燕4个煤矿。
1941年重庆发生大煤荒，3月21日，孙越崎致天府煤矿长程宗阳的信中说：“翁部长对此屡次询问，对弟不能增加生产，影响重庆煤市，甚为不满，请兄严行督率。上星期最高当局条谕增加煤炭平定市场……”同月另一函谓：“翁部长手谕，重庆一带需煤甚殷，天府应速设法增加生产。翁部长除面谕再以文字谕弟，盖因重庆煤荒闹得天翻地覆，中常会及最高当局均极震怒……希加速生产……
天府日夜开工，加紧生产，煤炭源源运济市场，很快缓解了煤荒。1942年玉门油矿年产汽油180万加仑及其它煤油、柴油等油料，供应西北军用交通和重庆工业民用等需要。这年日军曾企图强渡风陵渡，入侵陕西。由于我们有玉门油矿的汽油，将苏联供应的大炮从新疆赶运到前线，打破了敌军侵陕的企图。
孙越崎在抗战的紧要关头，一肩担负经营甘肃油矿和天府等四个煤矿的重任，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硕果累累，业绩辉煌。当年中国工程师学会见其成绩突出，授予他一枚金质奖章，人们都称颂他为大后方的“煤炭与石油大王”
责任编辑何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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