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根据他二十五年来所做的深入研究，具有严重威胁性的生活事件，是导致忧郁症的重要因素。这些典型事件包括：失去很重要的人、失去了某种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对自我的认知，最糟的是他们因此而感到屈辱或挫折。另外，忧郁症也会被一些正面的事情引发。像有了孩子、获得升迁或结婚，它们可能导致的忧郁和死亡或失落所引起的忧郁是一样的。
传统研究认为，在内因性忧郁症和反应性忧郁症之间有清楚的界线，内因性忧郁症发自于某种内在因素，而反应性忧郁症则是对外界事件的一种极端反应。不过最近十年，这个区分法已经不再适用，因为很明显地，几乎所有的忧郁都混合了这两种因素。耶鲁大学的罗素·戈达德告诉我他自己和忧郁症搏斗的故事：“我用阿莫沙平这种药，但却导致了精神病。”他用迪西卷的情况就好多了。他的忧郁通常因为家庭发生的事件而加剧。“我知道儿子结婚这件事情让我很情绪化，”他告诉我：“任何情绪化的事，不管好的坏的，都会让我失去控制。我得事先准备。我一向痛恨电击治疗法，但还是去做了治疗。然而一点用处也没有。婚礼到来时，我甚至下不了床。我伤心至极，却没有一点办法能让自己到婚礼上去。”这给了家人和家庭关系巨大的压力。“我太太知道她无计可施，”戈达德解释：“她后来知道，就让我一个人独处好了，谢天谢地。”但是家人和朋友通常不这么认为，也很难谅解。有些人习惯对病人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如果你把一个人完全视为残废，他也就会视自己为残废，如此一来，反而导致他生活能力的降低，结果只会比原本的状况更严重。长期服药这个事实让社会更加无法容忍。“你有问题？”有一次，我听见一位女士在医院里对她儿子这么说：“你吃百忧解看看，克服了之后再打电话给我。”建立一种正确的接受病患的态度是必要的，不只是病人，也包括家人。凯·杰米森有一次告诉我：“家人需要多留意自己，不要感染了绝望的情绪。”
但现在有一个问题仍然困惑着人们：什么时候是忧郁症引发了生活里的事件，相反什么时候是生活里的事件引发了忧郁。症状的起因和症状本身两者界线模糊并相互引发：不幸婚姻引发了糟糕的生活，糟糕的生活又引发了忧郁，而忧郁又导致糟糕的生活，最后又导致不幸婚姻。匹兹堡大学所做的研究表明：重度忧郁一开始发作时，通常和某一生活事件息息相关，但第二次发作，其关联就比较小，到了第四次或第五次，似乎就与具体的生活事件完全无关了。到了一定程度后，忧郁就靠它自身的动力来运作，变得无规律可循。尽管大部分有忧郁情绪的人能克服某些特殊事件，但仍有五分之一的人在经历那些事件后又引发忧郁。很显然，压力使忧郁发作的可能性增高。最大的压力是受到羞辱，其次是失落。对于性格中已经有弱点的人来说，最好的疗方是美满的婚姻，这能够将外在所受的屈辱吸收，并减到最低的程度。“心理转变影响生理运作的转变”，布朗承认：“重点是那个脆弱的点，必定是由外在事件所引起的。”就在新书巡回发布会之前，我开始服用纳威尼，这是一种治疗精神异常的药物，并有抗焦虑的效果，我们期望这种药能让我往后逐渐减少服用赞安诺的剂量。我第二站的目的地是加州，我想我没办法去，或是说无法一个人前往。最后，父亲带着我去，当我服下赞安诺而意识模糊的时候，他把我弄上飞机又弄下飞机，出了机场后直到下榻旅馆。我恍恍惚惚像是睡着了一样，但在这样的状态下，我还能应付这些转变，这在一个星期之前是想象不到的。我知道，愈是想去做事，就愈不会有轻生的念头，所以走这一趟很重要。到达旧金山后，我睡了大约十二个小时。在那里用第一顿晚餐时，突然感到豁然开朗。我们坐在旅馆里一间很大很舒适的餐厅里进餐。其实那一连几天，我都和父亲在一起，但除了自己的事之外，完全不知道他做了些什么。那天晚上我们促膝长谈，就好像分开好几个月之后又遇上对方。上楼后，我们继续谈到很晚，要睡觉时，我几乎是处于狂喜状态。我吃了些房内小吧台上的巧克力，写了封信，读了几页随身携带的小说，还剪了指甲。我觉得已经万事俱备，我马上就可以康复了。
忧郁症的过程
第二天早上，我的状况虽不好，但也没有比前一天糟。父亲帮助我下床，打开淋浴的水龙头。他想办法让我进食，但我又害怕得连咀嚼都有困难。我想喝点牛奶，好几次都差点吐出来。我被一阵阴郁的痛苦包围，就好像一个人突然将一个很宝贵的东西摔碎在地上那样。平时四分之一毫克的赞安诺就足够让我睡上十二个小时。可是那天，我服了八毫克却还不能镇定下来安静坐着。傍晚，我觉得好转，但并不明显。这就是崩溃后这个时期的状态：前进一步，倒退两步，前进两步，又退后一步——像华尔兹舞步一样。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症状开始减轻。早上觉得愈来愈好，时间持续较久也较频繁。我很快能够自己吃东西了。实在很难解释自己当时那种软弱低能的状况，还不如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我姨婆碧翠丝到九十八岁都还很硬朗。她很喜欢到外面去，如果天气允许，还能穿过好几条街，脸不红气不喘，虽然走路有点缓慢，但是她有的是时间。她还很注重仪表，九十九岁时每天起床后还梳妆打扮。她喜欢打几个小时的电话。她记得每个人的生日，偶尔还会外出用午餐。所以当忧郁症发作的时候，你能够正常地吃一顿午饭，就好像碧翠丝姨婆还有能力走几条街一样了不起——其难度大概相当于她在七十岁时跳一整夜的舞。
要克服崩溃并不容易，病情总是起伏不定。当我的症状刚刚有所改善，我就很不幸地对纳威尼起了累积性的逆向反应。服用三周之后，我开始变得无法维持站立的姿态，走路走了几分钟后就必须躺下来。我无法控制，就好像无法克制呼吸的需求一样。我在讲台上朗读我的书，不得不紧靠在讲台上。读到一半，我开始跳着段落读，希望至少能完成这件事。读完后，我坐下紧抓着椅子。为了能尽快离开那个房间，我有时假装要去上厕所，马上找一个地方躺下。我完全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记得有一次和朋友在伯克利校区附近散步——她认为大自然对我有帮助。走了几分钟后，我突然感到劳累。我强迫自己继续走，想着那天气和空气对我会有帮助，我之前已经在床上待了大概十五个小时。为了避免一口气睡十五个小时，我要减少赞安诺的药量，然而这又使我再度处于非常焦虑的状态。如果你从未经历过焦虑，试想看看那种和平静相反的感受。那个时候，无论是外在或内在的平静都被夺走。
许多忧郁症会并发焦虑症状。治疗中将焦虑和忧郁两者分开来看是可行的，但就像南卡罗莱那医疗学院的一位顶尖的焦虑症专家詹姆斯·柏林格所说的：“两者是孪生兄弟。”乔治·布朗则扼要地说：“忧郁是对过去失落的反应，焦虑是对未来失落的反应。”托马斯·阿奎那（中世纪神学家）曾提出，恐惧之于悲伤，就如同希望之于愉悦，或者，换句话说，焦虑是忧郁的前兆。忧郁的同时我也感受到巨大的焦虑，而焦虑使我觉得异常沮丧，我因而了解到，退缩和恐惧是密不可分的。焦虑并非偏执，焦虑症患者对自身在这个世界上的处境的评估和其他人是一样的，不同的是，对于评估后的感受大不相同。大约有一半焦虑症患者在五年之内引发重度忧郁症。通过对基因组合的观察，忧郁和焦虑属于同一组基因（他们和酗酒的基因是联系在一起的）。因焦虑而恶化的忧郁症者，比单纯忧郁症者的自杀率高出许多，也更难复原。“如果你的恐慌每天都发作数次，”柏林格说：“就算是汉尼拔（电影《沉默的羔羊》中的食人博士）也会屈服。人们会被打击得落花流水，蜷曲在床上。”
“百分之十至十五的美国人有严重的焦虑感。”柏林格说。忧郁中特有的恐慌发作，约三分之一发生在没有做梦的熟睡期。“事实上，恐慌症是源自于使我们紧张的所有事情，”柏林格说：“治愈后，就好像我们将人们的焦虑带回该有的正常状态。”比如说，对大部分的人来说，即使没有焦虑症，走在拥挤的人群里，多少都会有些压力，但如果他患有焦虑症，那就可能导致难以言喻的恐怖感。像过桥的时候，我们都会忧虑——那桥能承载我的重量吗？安全吗？——然而对焦虑症患者而言，就算过的是数十年来都承载着很大交通量的铁桥，他们的害怕程度就和要我们在大峡谷上走钢丝一样。
至于我的焦虑程度，有一回在伯克利和一个朋友出去散步，我们走着走着，我突然竟再也走不下去了。我全身穿戴整齐，就这么躺在一堆泥泞中。“起来，至少到那块木头上去。”她说。我感觉全身瘫软。“就让我在这里，”我说，然后开始哭了起来。我在那堆泥沼中躺了一个小时，感觉到水渗进衣服里，后来我朋友几乎把我抱回车上。我那些赤裸裸的神经好像又被包住了。我知道这是场灾难，但这个认知毫无意义。希薇雅·普拉斯在她的小说《钟形瓶》里对她的崩溃有很深入的描述：“我无法有任何反应。我觉得异常平静和空洞，那就像龙卷风的风眼，在周围的喧嚣中木然地移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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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研究认为，在内因性忧郁症和反应性忧郁症之间有清楚的界线，内因性忧郁症发自于某种内在因素，而反应性忧郁症则是对外界事件的一种极端反应。不过最近十年，这个区分法已经不再适用，因为很明显地，几乎所有的忧郁都混合了这两种因素。耶鲁大学的罗素·戈达德告诉我他自己和忧郁症搏斗的故事：“我用阿莫沙平这种药，但却导致了精神病。”他用迪西卷的情况就好多了。他的忧郁通常因为家庭发生的事件而加剧。“我知道儿子结婚这件事情让我很情绪化，”他告诉我：“任何情绪化的事，不管好的坏的，都会让我失去控制。我得事先准备。我一向痛恨电击治疗法，但还是去做了治疗。然而一点用处也没有。婚礼到来时，我甚至下不了床。我伤心至极，却没有一点办法能让自己到婚礼上去。”这给了家人和家庭关系巨大的压力。“我太太知道她无计可施，”戈达德解释：“她后来知道，就让我一个人独处好了，谢天谢地。”但是家人和朋友通常不这么认为，也很难谅解。有些人习惯对病人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如果你把一个人完全视为残废，他也就会视自己为残废，如此一来，反而导致他生活能力的降低，结果只会比原本的状况更严重。长期服药这个事实让社会更加无法容忍。“你有问题？”有一次，我听见一位女士在医院里对她儿子这么说：“你吃百忧解看看，克服了之后再打电话给我。”建立一种正确的接受病患的态度是必要的，不只是病人，也包括家人。凯·杰米森有一次告诉我：“家人需要多留意自己，不要感染了绝望的情绪。”
但现在有一个问题仍然困惑着人们：什么时候是忧郁症引发了生活里的事件，相反什么时候是生活里的事件引发了忧郁。症状的起因和症状本身两者界线模糊并相互引发：不幸婚姻引发了糟糕的生活，糟糕的生活又引发了忧郁，而忧郁又导致糟糕的生活，最后又导致不幸婚姻。匹兹堡大学所做的研究表明：重度忧郁一开始发作时，通常和某一生活事件息息相关，但第二次发作，其关联就比较小，到了第四次或第五次，似乎就与具体的生活事件完全无关了。到了一定程度后，忧郁就靠它自身的动力来运作，变得无规律可循。尽管大部分有忧郁情绪的人能克服某些特殊事件，但仍有五分之一的人在经历那些事件后又引发忧郁。很显然，压力使忧郁发作的可能性增高。最大的压力是受到羞辱，其次是失落。对于性格中已经有弱点的人来说，最好的疗方是美满的婚姻，这能够将外在所受的屈辱吸收，并减到最低的程度。“心理转变影响生理运作的转变”，布朗承认：“重点是那个脆弱的点，必定是由外在事件所引起的。”就在新书巡回发布会之前，我开始服用纳威尼，这是一种治疗精神异常的药物，并有抗焦虑的效果，我们期望这种药能让我往后逐渐减少服用赞安诺的剂量。我第二站的目的地是加州，我想我没办法去，或是说无法一个人前往。最后，父亲带着我去，当我服下赞安诺而意识模糊的时候，他把我弄上飞机又弄下飞机，出了机场后直到下榻旅馆。我恍恍惚惚像是睡着了一样，但在这样的状态下，我还能应付这些转变，这在一个星期之前是想象不到的。我知道，愈是想去做事，就愈不会有轻生的念头，所以走这一趟很重要。到达旧金山后，我睡了大约十二个小时。在那里用第一顿晚餐时，突然感到豁然开朗。我们坐在旅馆里一间很大很舒适的餐厅里进餐。其实那一连几天，我都和父亲在一起，但除了自己的事之外，完全不知道他做了些什么。那天晚上我们促膝长谈，就好像分开好几个月之后又遇上对方。上楼后，我们继续谈到很晚，要睡觉时，我几乎是处于狂喜状态。我吃了些房内小吧台上的巧克力，写了封信，读了几页随身携带的小说，还剪了指甲。我觉得已经万事俱备，我马上就可以康复了。
忧郁症的过程
第二天早上，我的状况虽不好，但也没有比前一天糟。父亲帮助我下床，打开淋浴的水龙头。他想办法让我进食，但我又害怕得连咀嚼都有困难。我想喝点牛奶，好几次都差点吐出来。我被一阵阴郁的痛苦包围，就好像一个人突然将一个很宝贵的东西摔碎在地上那样。平时四分之一毫克的赞安诺就足够让我睡上十二个小时。可是那天，我服了八毫克却还不能镇定下来安静坐着。傍晚，我觉得好转，但并不明显。这就是崩溃后这个时期的状态：前进一步，倒退两步，前进两步，又退后一步——像华尔兹舞步一样。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症状开始减轻。早上觉得愈来愈好，时间持续较久也较频繁。我很快能够自己吃东西了。实在很难解释自己当时那种软弱低能的状况，还不如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我姨婆碧翠丝到九十八岁都还很硬朗。她很喜欢到外面去，如果天气允许，还能穿过好几条街，脸不红气不喘，虽然走路有点缓慢，但是她有的是时间。她还很注重仪表，九十九岁时每天起床后还梳妆打扮。她喜欢打几个小时的电话。她记得每个人的生日，偶尔还会外出用午餐。所以当忧郁症发作的时候，你能够正常地吃一顿午饭，就好像碧翠丝姨婆还有能力走几条街一样了不起——其难度大概相当于她在七十岁时跳一整夜的舞。
要克服崩溃并不容易，病情总是起伏不定。当我的症状刚刚有所改善，我就很不幸地对纳威尼起了累积性的逆向反应。服用三周之后，我开始变得无法维持站立的姿态，走路走了几分钟后就必须躺下来。我无法控制，就好像无法克制呼吸的需求一样。我在讲台上朗读我的书，不得不紧靠在讲台上。读到一半，我开始跳着段落读，希望至少能完成这件事。读完后，我坐下紧抓着椅子。为了能尽快离开那个房间，我有时假装要去上厕所，马上找一个地方躺下。我完全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记得有一次和朋友在伯克利校区附近散步——她认为大自然对我有帮助。走了几分钟后，我突然感到劳累。我强迫自己继续走，想着那天气和空气对我会有帮助，我之前已经在床上待了大概十五个小时。为了避免一口气睡十五个小时，我要减少赞安诺的药量，然而这又使我再度处于非常焦虑的状态。如果你从未经历过焦虑，试想看看那种和平静相反的感受。那个时候，无论是外在或内在的平静都被夺走。
许多忧郁症会并发焦虑症状。治疗中将焦虑和忧郁两者分开来看是可行的，但就像南卡罗莱那医疗学院的一位顶尖的焦虑症专家詹姆斯·柏林格所说的：“两者是孪生兄弟。”乔治·布朗则扼要地说：“忧郁是对过去失落的反应，焦虑是对未来失落的反应。”托马斯·阿奎那（中世纪神学家）曾提出，恐惧之于悲伤，就如同希望之于愉悦，或者，换句话说，焦虑是忧郁的前兆。忧郁的同时我也感受到巨大的焦虑，而焦虑使我觉得异常沮丧，我因而了解到，退缩和恐惧是密不可分的。焦虑并非偏执，焦虑症患者对自身在这个世界上的处境的评估和其他人是一样的，不同的是，对于评估后的感受大不相同。大约有一半焦虑症患者在五年之内引发重度忧郁症。通过对基因组合的观察，忧郁和焦虑属于同一组基因（他们和酗酒的基因是联系在一起的）。因焦虑而恶化的忧郁症者，比单纯忧郁症者的自杀率高出许多，也更难复原。“如果你的恐慌每天都发作数次，”柏林格说：“就算是汉尼拔（电影《沉默的羔羊》中的食人博士）也会屈服。人们会被打击得落花流水，蜷曲在床上。”
“百分之十至十五的美国人有严重的焦虑感。”柏林格说。忧郁中特有的恐慌发作，约三分之一发生在没有做梦的熟睡期。“事实上，恐慌症是源自于使我们紧张的所有事情，”柏林格说：“治愈后，就好像我们将人们的焦虑带回该有的正常状态。”比如说，对大部分的人来说，即使没有焦虑症，走在拥挤的人群里，多少都会有些压力，但如果他患有焦虑症，那就可能导致难以言喻的恐怖感。像过桥的时候，我们都会忧虑——那桥能承载我的重量吗？安全吗？——然而对焦虑症患者而言，就算过的是数十年来都承载着很大交通量的铁桥，他们的害怕程度就和要我们在大峡谷上走钢丝一样。
至于我的焦虑程度，有一回在伯克利和一个朋友出去散步，我们走着走着，我突然竟再也走不下去了。我全身穿戴整齐，就这么躺在一堆泥泞中。“起来，至少到那块木头上去。”她说。我感觉全身瘫软。“就让我在这里，”我说，然后开始哭了起来。我在那堆泥沼中躺了一个小时，感觉到水渗进衣服里，后来我朋友几乎把我抱回车上。我那些赤裸裸的神经好像又被包住了。我知道这是场灾难，但这个认知毫无意义。希薇雅·普拉斯在她的小说《钟形瓶》里对她的崩溃有很深入的描述：“我无法有任何反应。我觉得异常平静和空洞，那就像龙卷风的风眼，在周围的喧嚣中木然地移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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