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4 逃“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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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路无疆-1044逃“学”
轮到曾省长发言的时候，他说：“增加这样一个机构无实在性的意义。第一，省委有研究室，职能大同小异，没必要。第二，中＊央一再要求地方精简机构，我们却要增设，与上面的要求相违背，没理由。第三，新增这样的机构，在既无意义，又无必要，还没有理由的情况下，还要让省财政一年多拨出几百万经费，没道理啊。”
他一人持反对意见，万东良有点为难了，“曾省长说的有道理，但大多数人都赞同，你看是不是……？”
在常委会上，省委书记盯着省长这样说，有点逼其就范的味道。你要是不答应的话，那可以违背大多数的意愿啊，用心实在险恶。
曾家辉却不以为意，淡淡的道：“我可以直言不讳的说，大多数同意并不是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只是不好意思说罢了。其实这也不重要，我只是发表一下个人的意见，决策权在省委常委会上，怎么决定我都接受。但我记得列＊宁同志说过，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且希腊的柏拉图也说，真理可能在少数人一边。我的意见讲完了，万书记定吧……”
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曾省长一个人的意见，倒是把所有常委将了一“军”，包括万东良在内，都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问题了，要是上面今后追查新增机构一事，真还有点说不清楚了。
决定者可是要对此负责的。
万东良想了一下，违心的道：“曾省长提的建议很好啊，我看这事先搁置下来，以后再说吧，暂时确实也没有增加这个咨询中心的必要。”
就这样，曾省长一个人的意见，竟然把这事搅黄了。
会议的第二天，许多人都知晓了其中概况，不少人都惊叹，这省长一个人的意见竟然让常委会其他同志都赞成的事落了空，还真有点让人匪夷所思。
万东良也不愿让人对曾家辉产生这种感慨，但他不得不放弃，如果这位从京城来的省长一个小报告打上去，恐怕这机构的事还没正式落成，已经有领导让自己作说明了，那会因小失大。
谁会干这种蠢事？
近一段时间以来，省政府办公厅及政府职能组成部门的人人自危之后，都开始了自觉加强言行约束，工作作风大为好转。
王与民的赔偿一事，也在几省的协调下，由法院出面，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肇事驾驶员再次支付了二十八万多元的相关费用，加上先前赔偿的十几万，算是补足了四十万的赔偿要求。
也许是因为这一事的影响，知道的人多了，一些人就想着直接找省长上f了。
这在曾家辉的意料之中，亲民的一个不好处理的问题，就是百姓不管大事小事，只要一遇解决不好，或者解决不及时，就想到越级找上面的领导了，尤其是自己开了先河的接待，后面多着呢。
对此，曾家辉也有自己的办法，他定了一条规则，让报纸和电视都宣传了出去：每周五上午为省长接待日，凡事觉得自己需要直接面见省长的，皆可以提前与省信访办预约，由他亲自在周五上午接见。
这第一个周五上午预约接待的人叫苏中平，还有点特别，因为他说自己是一名残疾退伍军人，曾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场自卫反击战中受过脑震荡，就是这样一位人士，却因为上f之事，被下面的东营市经常拉去“学习班”洗脑，最后受不了，他开始了长达一年的逃亡生活。
他见到曾家辉后说：“我曾经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流血流汗，没有一次流过泪。可是，进过这个‘学习班’后，我是害怕了，经常做梦都是自己拼命地跑，后面一直有群人追赶，我跑得喘不过气来，简直就想一死了之了。”
苏中平说，他一年来经常被这样的恶梦惊醒。
“你进的什么样的‘学习班’？”
曾省长对这事倒真不知情，故此一问。
苏中平心有余悸的说，“凡是我们市里有过越级上f记录的，或者经常上f的人，一遇到重要节日，或者上面有什么重要会议的时候，市里就把我们这些人集中到一起‘学习’…….”
“你说在外躲逃了近一年？”
曾省长实在想不明白，为了躲一个“学习”，至于吗？
自己以前也逃过学，但还没这么严重的害怕情况。
苏中平慢慢的讲述，他因为上f被抓进“学习班”学习，几次之后，他就从“学习班”逃出来，然后开始了长达一年的流亡生涯，他告诉曾省长，一年来他不止一次的流泪，想以自杀来结束自己颠簸的生活。
“你为啥事上f呢？”
“这事说来话长啊。”
苏中平讲述，他因为房改的房屋被原单位收走，于是就到市政府上f，未果之后就到省政府跑了两趟，再后来还去过一次京城。就是这样，他没想到的是原本维护自己权益的上f行动让他变成了流亡者。一年前他所在的县人民法院法官和一名法警找到了他，说让他到法院去解决房子问题。可他上车后，他发现车并不是往法院方向开的，而是直接被送进了郊外的一个高墙大院里，一名保安搜走了他的手机、通讯录、残疾人证、钱包，甚至抽走了他身上的皮带。
他被保安带进了一个房间，里面一张床、一床很薄的被子，铁门，没窗户，门上有个洞，用来递饭菜。保安告诉他：写保证书，不要再去上f。然后铁门“咣当”一声就关上了。
曾家辉听着就皱眉，这哪里是“学习班”，简直就是进了看守所啊，“你在里面怎么度过的？”
“艰难。”
苏中平向曾省长描述了他在“学习班”被隔离的生活状况，一个人在房子里，上头有两盏日光灯没日没夜地亮着，一日三餐，每次一小碗，早上吃的是山芋粥，稀得像水一样，山芋是两头的老筋，中饭和晚饭基本上都是半碗小瓷碗的米饭，再加点白菜，一天只给一次水。一次，他问保安要水喝，却引来一顿打。有好几次，他一边吃，一边流着眼泪，因为他实在咽不下去。这些在家里都是给猪吃的食物，在里面却是他的生命保障，不吃只能饿死。一天被允许上两次厕所，每次都有两个保安紧紧跟着。在大院里还关了几个老太婆，但都不能互相接触。压抑和孤独让人抓狂，他只好在房间里跑步来打发时间。
曾省长无法理解其中的意义，“能跑步？”
苏中平点头说：“每天至少跑20公里，每跑一公里，我都会刻在白墙上。”他还说，他从来没有经受过这样的打击，觉得这日子实在没意思，想过撞墙自杀。回忆起那十多天的生活，苏中平痛苦地总结说，“度日如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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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路无疆-1044逃“学”
轮到曾省长发言的时候，他说：“增加这样一个机构无实在性的意义。第一，省委有研究室，职能大同小异，没必要。第二，中＊央一再要求地方精简机构，我们却要增设，与上面的要求相违背，没理由。第三，新增这样的机构，在既无意义，又无必要，还没有理由的情况下，还要让省财政一年多拨出几百万经费，没道理啊。”
他一人持反对意见，万东良有点为难了，“曾省长说的有道理，但大多数人都赞同，你看是不是……？”
在常委会上，省委书记盯着省长这样说，有点逼其就范的味道。你要是不答应的话，那可以违背大多数的意愿啊，用心实在险恶。
曾家辉却不以为意，淡淡的道：“我可以直言不讳的说，大多数同意并不是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只是不好意思说罢了。其实这也不重要，我只是发表一下个人的意见，决策权在省委常委会上，怎么决定我都接受。但我记得列＊宁同志说过，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且希腊的柏拉图也说，真理可能在少数人一边。我的意见讲完了，万书记定吧……”
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曾省长一个人的意见，倒是把所有常委将了一“军”，包括万东良在内，都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问题了，要是上面今后追查新增机构一事，真还有点说不清楚了。
决定者可是要对此负责的。
万东良想了一下，违心的道：“曾省长提的建议很好啊，我看这事先搁置下来，以后再说吧，暂时确实也没有增加这个咨询中心的必要。”
就这样，曾省长一个人的意见，竟然把这事搅黄了。
会议的第二天，许多人都知晓了其中概况，不少人都惊叹，这省长一个人的意见竟然让常委会其他同志都赞成的事落了空，还真有点让人匪夷所思。
万东良也不愿让人对曾家辉产生这种感慨，但他不得不放弃，如果这位从京城来的省长一个小报告打上去，恐怕这机构的事还没正式落成，已经有领导让自己作说明了，那会因小失大。
谁会干这种蠢事？
近一段时间以来，省政府办公厅及政府职能组成部门的人人自危之后，都开始了自觉加强言行约束，工作作风大为好转。
王与民的赔偿一事，也在几省的协调下，由法院出面，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肇事驾驶员再次支付了二十八万多元的相关费用，加上先前赔偿的十几万，算是补足了四十万的赔偿要求。
也许是因为这一事的影响，知道的人多了，一些人就想着直接找省长上f了。
这在曾家辉的意料之中，亲民的一个不好处理的问题，就是百姓不管大事小事，只要一遇解决不好，或者解决不及时，就想到越级找上面的领导了，尤其是自己开了先河的接待，后面多着呢。
对此，曾家辉也有自己的办法，他定了一条规则，让报纸和电视都宣传了出去：每周五上午为省长接待日，凡事觉得自己需要直接面见省长的，皆可以提前与省信访办预约，由他亲自在周五上午接见。
这第一个周五上午预约接待的人叫苏中平，还有点特别，因为他说自己是一名残疾退伍军人，曾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场自卫反击战中受过脑震荡，就是这样一位人士，却因为上f之事，被下面的东营市经常拉去“学习班”洗脑，最后受不了，他开始了长达一年的逃亡生活。
他见到曾家辉后说：“我曾经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流血流汗，没有一次流过泪。可是，进过这个‘学习班’后，我是害怕了，经常做梦都是自己拼命地跑，后面一直有群人追赶，我跑得喘不过气来，简直就想一死了之了。”
苏中平说，他一年来经常被这样的恶梦惊醒。
“你进的什么样的‘学习班’？”
曾省长对这事倒真不知情，故此一问。
苏中平心有余悸的说，“凡是我们市里有过越级上f记录的，或者经常上f的人，一遇到重要节日，或者上面有什么重要会议的时候，市里就把我们这些人集中到一起‘学习’…….”
“你说在外躲逃了近一年？”
曾省长实在想不明白，为了躲一个“学习”，至于吗？
自己以前也逃过学，但还没这么严重的害怕情况。
苏中平慢慢的讲述，他因为上f被抓进“学习班”学习，几次之后，他就从“学习班”逃出来，然后开始了长达一年的流亡生涯，他告诉曾省长，一年来他不止一次的流泪，想以自杀来结束自己颠簸的生活。
“你为啥事上f呢？”
“这事说来话长啊。”
苏中平讲述，他因为房改的房屋被原单位收走，于是就到市政府上f，未果之后就到省政府跑了两趟，再后来还去过一次京城。就是这样，他没想到的是原本维护自己权益的上f行动让他变成了流亡者。一年前他所在的县人民法院法官和一名法警找到了他，说让他到法院去解决房子问题。可他上车后，他发现车并不是往法院方向开的，而是直接被送进了郊外的一个高墙大院里，一名保安搜走了他的手机、通讯录、残疾人证、钱包，甚至抽走了他身上的皮带。
他被保安带进了一个房间，里面一张床、一床很薄的被子，铁门，没窗户，门上有个洞，用来递饭菜。保安告诉他：写保证书，不要再去上f。然后铁门“咣当”一声就关上了。
曾家辉听着就皱眉，这哪里是“学习班”，简直就是进了看守所啊，“你在里面怎么度过的？”
“艰难。”
苏中平向曾省长描述了他在“学习班”被隔离的生活状况，一个人在房子里，上头有两盏日光灯没日没夜地亮着，一日三餐，每次一小碗，早上吃的是山芋粥，稀得像水一样，山芋是两头的老筋，中饭和晚饭基本上都是半碗小瓷碗的米饭，再加点白菜，一天只给一次水。一次，他问保安要水喝，却引来一顿打。有好几次，他一边吃，一边流着眼泪，因为他实在咽不下去。这些在家里都是给猪吃的食物，在里面却是他的生命保障，不吃只能饿死。一天被允许上两次厕所，每次都有两个保安紧紧跟着。在大院里还关了几个老太婆，但都不能互相接触。压抑和孤独让人抓狂，他只好在房间里跑步来打发时间。
曾省长无法理解其中的意义，“能跑步？”
苏中平点头说：“每天至少跑20公里，每跑一公里，我都会刻在白墙上。”他还说，他从来没有经受过这样的打击，觉得这日子实在没意思，想过撞墙自杀。回忆起那十多天的生活，苏中平痛苦地总结说，“度日如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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